司法制度一度确立了独立、专业发展的方向，但又往往被忝列社会治理诸制度之中。
在2014年8月下旬兰州召开的中国法学会立法学会年会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原主任委员杨景宇和法工委原副主任张春生对科学立法也做了个性化阐述。按照前述张德江委员长的阐述，科学立法是要求法律符合社会关系的客观规律和法律体系的内在规律。
认识和把握规律，既包括对法所调整社会关系现状的认识与把握，也包括对该社会关系未来发展方向的认识与把握，也即通常所说的立法预测。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把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比如，在一些立法中，由于受利益团体等因素的影响，就可能出现偏重保护某一部分人利益而忽视另一部分人利益的情况，以及给某一部分人设定过重义务而对另一部分人设定过轻义务的情况。它的核心是，立法者要善于准确认识、把握和反映社会关系的客观规律。1993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
立法逻辑也是立法技术的重要内容。执法部门既是管理者、服务者和法的实施者，对它们的意见进行定量定性分析，也具有重要意义。[35]主权国家以自我立法的方式接受国际法的约束以及对其主权的限制并没有一个刚性规范作为保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际公约并非像国内法那样获得普遍的执行力。
国家的视角只限于国家领域，在国家领域之外发挥作用的还有非国家的公共领域和非公共的私人领域，只有承认和尊重多元化视角下的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的方案，才能保持现代国家所必需的强大的集体能力，避免斯科特所担心的在单一的国家视角下反复出现的乌托邦工程灾难。这就是说，从执政党的内在视角看，党章及其党法党规是遵从宪法法律体系的第二规则，而不是最终的承认规则。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府集权，缺乏必要的政府集权就无法维系必要的刚性秩序，无法实现阶段性任务所必须的社会动员能力。[31][美]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7页。
法治中国首先应被理解为使中国国家行为服从中国认可或参与制定的全球规则，法律下的中国因此被理解为全球规则下的中国。专制是集权的表现，但集权并非一定导致专制，专制是不受制约的集权，笔者的这种认识受到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启示：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是两种不同的集权形式，前者处理的是全国性的普遍性事物，后者处理的是地区性的特殊事物。
[14]细心的观察家或许认为法治中国的提出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乃是因为这一概念强调了法治对于中国而言所具有的当下、特殊和本土等面向，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另外话语表达，法治中国概念应与抽象的法治国家加以区分，也要与其他国家的法治拉开距离。传统中国是以最集权的行政为被统治的人民提供社会安逸的最好代表，由于缺乏必要的自治和自由，托克维尔眼中当时的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而无闯劲，有严格的制度而无公共的品德。[23]公民共同体建构了新的公共领域，重塑了国家领域内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导致了社会成员身份从归属标准为基础向以成就标准为基础的转型以及从特殊价值向普遍价值的转型。从历史上看，从地方到全国、从农村到城市、从特殊角色到普遍角色等都可以视为这一历史性转型的表现形式。
无论是政府集权还是行政集权都是在国家这个特定的公共领域中才有效的公共权力，国家权力不是人民权力的代名词，在国家权力之外还存在着非国家权力。不过，在具有自然法传统的西方社会，自然法享有高级法的地位，一切与高级法相抵触的实证法都是无效的。政治中国是从中国国体出发，从人民民主专政的视角将中国阐述为人民的国家一个国家的集体的能力可以从不同的权力渠道中加以汇集并采取多样化的权力组合方式。
相对于穷治，富治包含了更多的方法论要素及其更具挑战性的目标，由于着眼于人的自由和幸福，富治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性转型提出了不容回避的历史要求。共同建设法治观与一体建设法治观都包含了国家和政府的共同因素，前者呈现了法治建设的平面图像，后者呈现了法治建设的立体图像。
外人不是家人，更不是自己人，在极端情况下，外人是敌人或可能演变为敌人。不同的身份关系可以形成不同的同质共同体，由公民组成的公民共同体同样是同质的单一共同体，与其他身份共同体相比，公民共同体只因为公民这一建构身份就具有了合法性。
【作者简介】 贺海仁，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人民的范围可大可小，这取决于在不同时期对人民的解释，并非所有的同胞都是公民，也并非所有的公民都是人民，敌人是公民但可以不是人民中的一份子。[4]袁曙宏在《奋力建设法治中国》一文中乐观地宣布：今天，法治中国已不再是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可望而不可及的千年梦想，正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高度共识和行动宣言。社会是受法律保护的自治体系。这就是说，从执政党的内在视角看，党章及其党法党规是遵从宪法法律体系的第二规则，而不是最终的承认规则。[28]前引[26]，第101页下注。
传统中国是以最集权的行政为被统治的人民提供社会安逸的最好代表，由于缺乏必要的自治和自由，托克维尔眼中当时的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而无闯劲，有严格的制度而无公共的品德。孔飞力关于中国现代国家的发展历史研究表明，从清朝中叶、晚清乃至民国时期，国家与处于国家与农民之间中介掮客阶层的斗争往往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中国现代国家不能有效成长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1978年至2013年国家政治哲学着眼于小康中国，那么在总体实现小康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的总需求开始从小康中国走向富裕中国或幸福中国，国家治理方式随之需要发生改变，实现从邓小平所说的穷治的老方法向富治的新方法的转变，这或许是执政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和意义之所在。[14]细心的观察家或许认为法治中国的提出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乃是因为这一概念强调了法治对于中国而言所具有的当下、特殊和本土等面向，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另外话语表达，法治中国概念应与抽象的法治国家加以区分，也要与其他国家的法治拉开距离。
[30]传统国家治理既要依赖于各种名目的中介掮客阶层，又要对中介掮客阶层给予有限的监控，形成了国家权力高度统一与国家能力低下的悖论。不同的共同体都有与之相适应的规范标准。
政治中国是从中国国体出发，从人民民主专政的视角将中国阐述为人民的国家。[38]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载《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34]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一些重要立法如民法通则等，就确立了在适用法律时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优于国内法的原则。[26]政府集权不必然导致暴政，但政府集权与行政集权结合起来，国家就获得了无限的权力。
宪法的上述规定以及其他规定都可以成为诠释法治中国内涵的规范渊源。宪法性建制不仅涉及国家权力本源问题，也涉及国家权力科学运行法则。
法治中国要想成立，就需要宪法规范之下生成中国国家行为的正当性，根据合宪性原则谋划国家行为，行使国家权力。民族国家的合法性要在中国获得承认，就要接受中华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拒绝用单一的民族要素（如语言、信仰、出生等）作为衡量中华民族的标准。
[28] 在托克维尔看来，政府集权不限于作为中央政府的联邦政府权力，也包括他称之为拥有州主权的各州政府权力，但联邦政府（包括总统、国会和联邦最高法院）所享有的法定权力却是美国国家政府的独断权力，这种唯有联邦政府享有的权力由人民授予并由联邦政府所独享。法治共识不必建立在共同的动机和目的诉求上，对法律品质的理解或产生较大的分歧，[6]但不妨碍法治作为解决时代困境的首选方案而营造出来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气氛，它要求通过理性、规范和和平的方式确立和维护可欲的国家和社会秩序。
统一和强大的中国作为现实因素和奋斗目标包含了必要的集权的因素。[3]在潘维看来，以民主为导向，以扩大‘人民权力为核心的改革方式与以法治为导向，以变革吏治为核心的改革模式不同，在中国特殊国情下，法治优先发展是明智的选择。像美国一样幅员辽阔的大国，其中央政府，不管它如何精明强干，也不能明察秋毫，不能依靠自己去了解一个大国生活的一切细节。从角色原理看，一个人身兼多个角色，也受相应的角色规则的多重制约，不同的角色规则使一个人成为相应场域中的具体的人，但与人的伦理角色、道德角色和经济角色相比，唯有公民角色是拟制的角色，公民角色规则是拟制的角色规则。
在这个意义上，执政党的法治观既是与基本规范相契合的法治观，也是全社会共识的产物。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像自然法一样作为立于实证法之上的概念和理念，则非天下的概念莫属。
在法律共同体的规范标准和范围之内，公民与国家以及公民与公民之间形成了明确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国家领域形成了新型的团结关系以及团结共同体，其特征可以简略地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形式平等。全球霸权主义和地区性霸权主义仍然是妨碍建构一个公正的全球规则的主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虽然不理想但仍是可欲的全球规则体系：（1）以《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建立的联合国秩序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和平与发展的基本框架。
相关讨论参见王振民：《关于民主与宪政关系的再思考》，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5期。（三）全球规则下的中国国家行为 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它在本质上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